朱清时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四年改革成效显著至少取得六方面突破
http://www.huaue.com  2014年4月10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2007年筹建至今,南科大已走过7个年头。日前,朱清时接受南都记者专访,畅谈南科大改革取得的成效。在他看来,学校至少在六个方面取得改革突破:目标定位的创新、建设现代大学管理体制、人才招聘、招生制度、教学以及科研体制的改革,“南科大的深层次改革正逐步取得成绩。绝不是从表面看,就判断南科大去行政化失败了。其实我们的去行政化在扎扎实实推进。”
  
  谈学校定位:南科大达到“985高校”居中水平
  
  南都记者(下称南都):这几年来,好像南科大的定位一直在动摇。一开始说要学习香港科技大学,后来又说学习加州理工学院。是不是你们也在调整?
  
  朱清时(下称朱):其实无论说学习港科大还是加州理工学院,都不准确。我们是要建设一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型大学。我们的大环境与香港、美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改革路径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南科大特色。南科大第一项改革,就是目标定位的创新。之所以说是创新,是因为按照现有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是不能一步到位建研究型大学的。
  
  南都:当时南科大提出这个口号,还有不少人反对,认为没有必要建研究型大学。但这几年越来越多研究型大学成立了,从上海科技大学到港中大(深圳)。
  
  朱:研究型大学不光是名字,还要有内涵。这包括三个方面:它既是高等学府又是科研基地,最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其次它的经费来源,要有一半以上来自科研经费;第三,教师一半时间从事科研,一半时间从事教学,师生比要明显高于教学型大学。
  
  我们的招生、科研基地的建设和人才招聘,都是按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也被教育部和各界承认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南都:如果以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你认为南科大的师资水平、生源、科研水平处在什么地位?
  
  朱:我们这几年招的学生水平,已经处在国内一流大学的中间,在“985高校”的居中水平。我们的教师大部分是年轻教授,非常活跃,前途不可限量。南科大的顾问团队曾评价,我们现在的教师水平,跟港科大筹建之初实力相当。当然,我们跟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国际一流大学相比,还差得比较远。
  
  谈教改实验班:已有学生拿到牛津大学录取
  
  南都: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已经大四了。他们的情况如何?
  
  朱:从目前教改实验班学生的成长状况看,跟预期是一致的。尽管正值建校之初,课程设置和教师队伍都不成熟,课堂教学受到一些影响。但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和教师有密切的接触,参加很多科研活动,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科研素质都很强。
  
  我认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比知识更重要。我们第一届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就比常规的学校强。他们即将于今年底、明年初毕业,现在已有一位学生收到牛津大学和另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其他学生几乎都希望继续深造读研。他们都表现出很强的自学能力。
  
  南科大实行精品办学。我们招生人数有限,学生可以充分参加教师的科研活动中,通过科研来学习。这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重要的。这是世界上所有研究型大学成功的经验,也是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和家长最认可的一点。
  
  南都:但南科大的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会不会担心难以做到像教改实验班那么精细?
  
  朱:确实是这样的。你看加州理工学院这么成熟的规模,有几百个教授,但他们每年招的本科生也只有900人。一个教授也就带两三个学生,这样学生都能广泛参与教师的研究。他们的学生,能力和素质比其他学校都强。
  
  南科大的发展也面临质量和规模的矛盾。如果过度追求规模,肯定要损害质量。但国内公办高校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又不能不考虑规模。所以,只能在精品办学和规模之间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南都:除了一个比较高的师生比,你觉得南科大教学上的成功还有什么原因?
  
  朱:建校之初,我们为自己确定的使命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我们传统教学的弊病,就是灌输式教育,学生专业分得很早、知识面狭窄,不能适应交叉学科的发展,学生创新能力不足。
  
  所以南科大头两年不分专业,统一上基础课,拓宽学生知识面,以更好适应交叉学科的发展需求。我们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大部分是双语教学。课堂上实行启发式教学。
  
  比如生物系教师贺建奎,他上课没有教材,而是让学生查阅当前生物学最重要、最前沿的文献。学生看不懂的,老师来帮助。直到大家都把文章搞懂为止。这样课堂教学就变成以学生为中心了。所以学生的创新能力很强,在IGEM比赛中获得金奖。
  
  此外我们还实行书院式管理,使每个学生都有教授做导师,而且学生和教师吃住在同一个地方,更有利于交流。
  
  谈改革策略:从“理想主义者”到“切实可行”
  
  南都:相信你也注意到了,最近有不少关于“南科大改革已经失败”的论调。有些人认为,南科大第一年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后来改变了招生模式,改革就大打折扣了。
  
  朱:2011年,我们采用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方式,是想在中国首先探索、建立起一种新的招生机制。就是看一所学校的学生受不受欢迎,是靠质量,而不是靠行政部门的认可,靠国家的文凭。后来我们采取“631”招生模式,是要更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更能够达成共识。教育改革,只有在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才能比较顺利地推进。招生制度改革是很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就走到顶峰,而必须走一个迂回曲折的路。每一步都要现实可行,才能成功。
  
  而且,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放弃自主招生权。只不过完全自主招生实行起来很困难。不光是取得共识很困难,就是操作起来也很困难。要组织全国性的考试,靠一校之力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高考,再加入学生能力测试和平时成绩,占比40%。这就为中国高教改革注入新的因素。
  
  南都:这是否可以理解成一种妥协?你在2009年接受我们专访时说,希望南科大的改革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力度。但后来你也承认,南科大“去行政化”是有妥协的。
  
  朱:我们一开始建南科大,是理想主义者。一开始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很高的,比如去行政化、自主招生等。这在一开始是很必要的,是树立目标,让大家明白中国教育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这在当时是第一位的。在随后的工作中,就逐渐要被可实现、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取代。因为如果一味追求高目标,很快就摔跤了、碰壁了,那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现在我们的很多改革举措,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得到体现,这说明我们的高考改革方向是对的,而且可以借鉴、推广。
  
  南都:但这样大家会觉得南科大失去改革锐气,你会担心这一点吗?
  
  朱:改革的锐气,就表现在我们的最高目标始终不放弃。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你要制定确实可行的目标,保证中途不会摔下去。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有切实可行的做法才行。这不等于妥协。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前进。要不然就会中途掉下去,不能前进,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南科大的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一开始要宣传改革目标。最近两三年,主要矛盾变成怎样使改革切实可行。比如去行政化、独立法人治理,你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年金怎么样、医保怎么样,这些都必须踏踏实实来做,不是靠设定目标能够代替的。
  
  所以我们见媒体也不多了。外界看起来,好像我们的锐气减了,实际上是我们的工作转了一个方向。
  
  谈现代大学治理:理顺理事会、党委和行政关系
  
  南都:前不久,我们采访了南科大学术委员会主任唐叔贤,他认为南科大学术委员会不仅走在国内高校前面,也走在国外高校前面。
  
  朱:南科大成立了教授会和学术委员会体制。这些机构比其他高校都更有实权。教授会是各种层次的教授组成,民主选举会长,推选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学术方面的决策。比如我们教授的评审、职称聘用,都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校务委员会和校党委会充分尊重,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决定来做的。
  
  所以说,我们的学术委员会,比最近教育部制定的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走得更远一些。这个体制保证了我们学校真正让教授参与治理学校。
  
  南都:你一开始就说南科大要去行政化,要取消行政级别,但后来还是出现“局级副校长”选拔风波。学校能彻底去掉这个行政级别吗?
  
  朱:南科大采用法人治理结构,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内容。没有行政级别,在中国大背景下确实遇到好多困难。比如能干的人,由于没有行政级别不愿意来,特别是管理干部。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干部体系,让这些干部们都有前途。这四年,我们的全员聘任制遇到各种问题,都是在探索中解决的,现在取得不少成绩,已经建立起精干、工作能力强的管理队伍。
  
  我们建立了一个“三长制”。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半是党政任命的正副校长、书记,另一半是由教授会推选出的三长: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这就保证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半必须倾听教授的声音,对教授负责。这是去行政化探索的另一个重要机制。“三长制”运转两年多来,效果很好。
  
  南都: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之一。南科大在这方面的探索,进展如何?
  
  朱:我们在法人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公办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过去体制所没有的。采取了法人治理,那我们就不是传统的事业单位也不是企业单位了,那员工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怎么办?我们就按照国际惯例,探索年金制。这两三年来,我们跟市政府密切合作,已经制订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年金办法,只等学校的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后就可以上报,通过后就可执行了。
  
  南都:南科大成立了理事会,但似乎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而且官员也不少。
  
  朱:我们是中国现有公办高校中,真正落实了理事会治理的。南科大的理事会是一个真正的决策机构。校长对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其实国外的高校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说我们是创新?因为在国内,我们有《高教法》,规定公立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南科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把理事会、党委和校行政三者的关系理顺,明确各方的责任和边界,这样就给中国高教改革作出重大贡献。
  
  这几年,在理顺三者关系和边界方面南科大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比如理事会的设立,是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我们也制定了校内的一些文件。
  
  谈继任:南科大前几任校长很重要
  
  南都:很多人关注南科大规章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规章制度,会不会担心改革一下子“改弦更张”?
  
  朱:规章制度很重要。但建立规章制度的前提是取得共识。比如理事会、党委、校行政的边界要划清楚。如果没有取得共识,匆忙建章立制,要不就是走过场,要不就写一些违心的东西进去。那以后要改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在条件没有成熟,关键问题没有取得共识前,暂缓把规章制度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矛盾:规章制度有了,才能够保证以后稳定发展,但规章制度建立前,要取得共识。如果还没有条件就硬写出来,反而会阻碍改革的发展。
  
  南都:如果没有规章制度的保障,是不是南科大前几届校长就非常重要?会不会担心继任者另起炉灶?
  
  朱:这就是南科大发展遇到的问题。我以前说过,中国教育改革一定会成功,但首先成功的不一定是南科大。因为南科大成功需要很多机遇,其中一个重要机遇就是创校之初的几届校长都能坚持改革,而且都有共识。这一点是需要机遇的,现在谁都不能预测准确。
  
  南都:四年多前你出任南科大校长时,有人担心你会成为“烈士”。现在来看,你觉得自己成为“烈士”了吗?
  
  朱:这正是我今天说的主要内容,这四年来我们做了什么改革,进展如何。我很自信也很有把握,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已开始成功了。从中央的改革决定看,我们的改革方向是被肯定的。
  
  南都:你怎么看这四年多在你人生中的意义?
  
  朱:这四年多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有挑战的四年。这四年,我尽全力在做这个事(改革),现在看到我们做的事情都在踏踏实实前进,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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