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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痛失经济学巨擘钱伯海
2004年1月29日 来源:厦门日报


    留下从教50多年来完成的1200万字论著和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被称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的厦大教授钱伯海走了—— 

  钱伯海教授生平 

  钱伯海教授1928年生于江苏泰兴,195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共产党党员。 

  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总体规划组组长,中国统计学会、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和中国未来学研究会国际经济委员会副会长,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和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为“20世纪有成就的世界名人”;被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500名有影响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名录,并发给了奖章。 

  出版专著和全国统编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百多篇,累计在1200万字以上。 

  亲手创建《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统计学》等四门新学科,出版了专著与全国统编教材。他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作为“钱氏定理”是有口皆碑的,为我国建立自有的GDP核算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济学界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 

  各界评价 

  ●国家统计局: 

  他为我国统计学、经济学的发展和统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统计界的一大损失。 

  ●中国统计协会: 

   他是我国统计界著名学者,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权威及学术带头人,在国际统计界享有较高声誉。 

  ●南京大学: 

  钱伯海先生的道德学问实为后辈学人之楷模。 

  ●厦门大学: 

  这是我国经济学界和统计学界,也是厦门大学的巨大损失。 

  2004年1月19日11时28分,我国著名经济和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正如钱老平日为人的从容不迫一样,他走得非常的安详。这样的结局就像一个不经意的手势,试图轻轻抹去人们心头悲恸的记忆。 

  钱老遗言中没有一句谈到自己和亲人。他病重期间,校领导两次专程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拖着病体与校领导谈论有关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但关于自己的后事却一句也没有涉及。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只念着自己未竟的事业,对未能完成培养在学的博士生感到遗憾。他说,如果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把这些博士生带完,把没完成的学术做一个圆满的结尾,就终身无憾了。 

  学高为师 德高为上 

  他是一名爱生如子的“大学大师” 

  钱老的离开留给学生们的是巨大的遗憾,他正在带的博士生们纷纷要求在毕业论文封面的“指导教师”一栏能署上恩师的名字,因为师恩浩荡,他们永不敢忘却。学生们说:“从钱老师身上,我们不仅能学到高深的学问,更能学到做人的道理。” 

  钱老的学生,现任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施建军教授就称钱老为真正的大学的“大师”。他说,作为一位大学校长,我知道“大师”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基础,“大师”就是要有跨学科、宽广的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做出可贵的探索、学贯中西、精通古今、有庞大的学术体系,钱老师就是一位这样的大师。 

  正是这样一位大师,对学生却一点架子也没有,爱生如子是学生们的共同感受。钱老的学生、二年级的杜博士说,报考博士前与钱老见面时,心中充满了对大师的敬畏,但见面时感到钱老和蔼可亲,他的第一句话“我的任务就是接待学生”,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张博士说:“每次与钱老师交谈都能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更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据说,每个经钱老调教的弟子都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进步,最典型的就是朱博士,他说:“硕士阶段都不知学了些什么东西,但是在钱老门下当了三年博士,自己的发展方向马上明朗了。”他博士毕业5年后就当上了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导师。 

  学生们以是钱老的学生为荣,对钱老的敬佩近乎“迷信”,这份“迷信”来源于钱老的胸怀宽广、民主待人、培励后进。学生们说:“求索与创新是对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他的思想一直非常的开放、活跃。对于新东西,他从来不说不接受,他从来都不强加观点于人,而是以理服人。”钱老虽贵为我国统计学界的大师,但他平时待人接物之中表现着浓厚的民主作风。他尊重科学,提倡在科学问题上独立思考、人人平等,不要“人云亦云”。在高年级研究生课堂上,他常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提倡师生间进行民主讨论。他对于年轻教师更是培励有加,他提出对年轻人要三个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社会建设,尽量让年轻人多出台、多挑重担。 

  公私分明 一生清廉 

  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正是这样一位爱生如子的大师,对自己的儿女要求却异乎寻常的严格。同事们说:“他对后辈和学生好过儿子。”钱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后辈和学生担任著书的主编、副主编,前后达一二十本之多,但就是没有让自己的儿子挂过一次主编或是副主编的名,并保质保量地大力协助年轻人完成任务。 

  同事们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担任行政职务长达32年,大学虽说是清水衙门,但多少也有点权力可用,至少当院长用车比较方便,但他除出差外地要坐车到机场码头外,其他事情包括平时的工作、看病都是自己走路去的。1988年,有一次因私到郊区看望亲戚使用了院里的车,钱老还坚持付了用车费用。一生清廉,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和作风,是钱老对自己的要求。有一篇介绍钱老的文章里说:“为什么他坚持不要人家几百上千元的讲课费,而个人生活消费、对公家一两张纸、对外出用水都要节约等等。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精神力量和道德观点在支持着他,这就是‘忧国忧民、振兴中华’。”钱老的一生正如厦大的悼文里所说:他就像一面公称的镜子,铭刻着过去,照耀着现在,更展示着未来。 

  惜时如金 治学严谨 

  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导师 

  “他是累病的。”陪伴着钱老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博士生和医生们都重复着这样的话语。 

  “牛耕田会老,闲着也会老”,这是常挂在钱老嘴边的话。耕田、闲着都会老,但结果大不一样,耕田有收成,闲着会坐吃山空,正是钱老从小就树立了这样的观点和习惯,因此,在钱老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从来找不到休息日。钱老惜时如金,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包括出差坐火车和住旅馆的时间,有的论文成果就是在火车上完成的。有一年春节,人们都力争回家过年,他却赶去北京校对书稿。就是在去年,70多岁的钱老到香港中文大学探望在那教书的儿子,每天到图书馆看书,依然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回来的前一天,他也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即使是在他病重期间,钱老都坚持每天上午写半个小时的文章,每遇亲人和医生的责怪,他只淡淡一笑: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面对每本长达10万字以上的博士生的论文,钱老都要字斟句酌地批改。“先生吐完血后,还在看我的毕业论文。”一位今年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说着话,眼中闪现着晶莹的泪花。 

  钱老严谨的治学态度给经济学院的师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贯穿于钱老事业的始终,无论什么时候,钱老都遵循“坚持科学、追求真理”的信念,从不赶“时髦”,更不当“风派”。学生们说,钱老上课从不迟到,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即使在身体欠安时,也坚持给博士研究生们上三个小时的课。有一次,钱老为研究生修改一篇有关“全面小康社会评价指标”的论文,尽管他没有研究这一领域,还是对文章从结构到文字的表述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且用了三个月时间来反复修改这篇5000字的论文,让学生感动不已。 

  著述等身 成就斐然 

  他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 

   

  凭借严谨的治学和勤奋的工作,钱老走向了事业的顶峰。他的成果非常全面,在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学核算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为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计、建立和经济学科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教50多年来,钱老出版专著和全国统编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百多篇,累计在1200万字以上,他的论著3项获国家级奖、13项获部、省级奖,先后5次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两次被评为国家级部委系统的优秀教师,受到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委的奖励与表彰。部分研究成果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钱老首创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被译为英文,广为引用,成了国民核算平衡原则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一切的经济统计核算,多年来,人们称之为“钱氏定理”。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中,也写进和运用了这个原则。因此,经济学界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 

  此外,他在对经济、统计理论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定理性的原创性理论观点,计有48条之多。他直接创建和主持创建的四门新学科:《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统计学》,得到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重视和确认。近年来,钱老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出版了《社会劳动价值论》、《经济学新论》等专著,为我国经济学教材的建设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厦大经济学院领导说,钱老在主持学院工作和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期间,争取到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当时全校只有7个,经济学院就占3个,为经济学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厦大MBA中心的正式建立和首次招生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他的离去,对于经济学界和统计学界、对于厦门大学、对于经济学院、对于爱他的人来说,都是永难忘怀的痛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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